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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6 23:38 来源:有问必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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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愈之与首部《鲁迅全集》出版
备选的译名方案很多,包括“青鸟星”、“远方客”、“远游星”、“访客星”等,这些基本贴合了“‘Oumuamua”的字面意思。

来源:文汇报 | 周铁钧  2018-11-1608:40

鲁迅与胡愈之合影

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书桌上摆放着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

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

胡愈之,浙江上虞人,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;先后创办《公理日报》《团结》《东方杂志》等报刊,组建“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”“复社”等团体,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,传播抗日救国主张,与侵略者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。1949年后,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、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等职,曾任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

1936年 10月 19日,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,各界进步人士陷入极大悲恸之中。胡愈之敏锐地意识到:必须尽快着手 《鲁迅全集》的整理、编辑、出版工作,鲁迅先生未公开发表的遗作与手稿倘若落入国民党当局手中,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精英团队

1936年11月,胡愈之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了编辑出版《鲁迅全集》的想法,党的负责人刘少文等商议后表示: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,迫切需要用鲁迅精神来唤起民众,支持抗战,要动员、利用一切力量,尽快组织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

胡愈之很快写出《鲁迅全集》编辑分类大纲,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商议。两人细致归纳,统计出鲁迅已出版的文集、译著、发表的作品共约400万字,未公开面世的译文、手稿约200万字。以体裁、内容归类,《全集》拟分 20卷,总计600余万字。

要完成这项庞大的出版工程,必须组建高水平的编辑团队。当时,白色恐怖严重,鲁迅的一些作品仍被当局追缴、查封。这就要求编辑须具备先进文化思想,敬佩、支持鲁迅的民族气节和抗争精神。

不久,由胡愈之、许广平、郑振铎(《民主周刊》主编)、王任叔(《救亡日报》主编)、唐弢(《文汇报》副刊主编)、谢澹如(左联期刊《前哨》主编)、柯灵(《周报》主编)以及黄幼雄、许寿裳、吴观周、张宗麟、胡仲持等26人参加的编辑团队很快组成,开始分门别类、各司其责地开展工作。

整理、编辑尚具雏形的文章、未发表的手稿颇有难度,一些章节、句式要润色、删修凌乱,字迹模糊的须誊写。胡愈之每天召集编辑会议,协调、解决各种问题,经半年多艰苦努力,《鲁迅全集》编辑前期工作基本就绪。

胡愈之晚年回忆这段经历说:“我和郑振铎、王任叔、谢澹如等十几个人,连续一个多月吃住在师母(许广平)家厢房里,夜以继日地整理手稿,遇到弄不懂的句子,辨不清的字就去向师母请教,光我编辑、誊写的手稿就大约30多万字。”

出版受阻

编辑工作还算畅顺,但印刷出版阻力巨大。当局对书刊发行控制得非常严格,公开出版个人文集必须申报、核查、审批。1937年4月,胡愈之与许广平来找鲁迅的老乡和好友蔡元培,请他协助、通融出版事宜。蔡元培曾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、司法部长、监察院长等要职,在官场甚有威望。

蔡元培听罢请求,沉思良久,说:“斡旋出版不能出师无名,要成立一个团体,我也好说话。”不久,由蔡元培任会长,胡愈之、许广平、周作人、茅盾等组成的“《鲁迅全集》编辑委员会”成立,蔡元培以会长身份,找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商议。

王云五是蔡元培多年幕僚,曾任上海国民政府参议。他满口答应:“鲁迅先生文化贡献之功大焉,助出全集吾等责无旁贷,容我与政府疏通,只要得允,由印书馆承担出版。”

一个多月后,咨询王云五,他说:“出版申请已呈报,只待国府批下,全集即可付梓。”而后又多次询问,他都满脸无奈地告知“尚未批复。”编委会也不好责怨王云五推脱搪塞。大家都知道,鲁迅的一些作品被列为“逆文”,许多反动政客、右翼文人仍在对他攻击诽谤、诋毁谩骂,要让国民政府批准出版《全集》,谈何容易!

同心协力

进入1938年,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不断扩张势力,淞沪会战初露端倪,严峻的形势让胡愈之感觉到,《鲁迅全集》出版再不能等所谓的批复,一旦战事爆发,后果难料。

胡愈之找刘少文商议:目前许多民间文化团体正在创办报刊、编印书籍,号召民众救亡救国,投身抗战。我们可以“振奋民族精神、激励抗战斗志”的名义,由《复社》组织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

刘少文请示陕北党中央获得同意,出版重任自然落到胡愈之肩上。他细细盘算,工作千头万绪,但重中之重是资金,否则,任何事都无法运作。经测算,《鲁迅全集》20卷,共印刷 200套,每套工本费约需60银元。

胡愈之想起,1937年出版埃德加·斯诺《西行漫记》时,复社曾以收取预定款的方式,使印刷等事务得以顺利进行。《鲁迅全集》也可采取这一方式筹集出版资金。他与许广平首先找“鲁迅纪念委员会”发起人之一宋庆龄,她得知情况,除与上海各大金融机构、公司联系,还亲自撰写预定倡议书,寄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文报刊登载;又通过《鲁迅全集》编辑委员会成员和沈钧儒、茅盾、巴金、陶行知等进步人士,联系大专院校、图书馆等有关部门进行预定工作。蔡元培还亲笔书写“征订《鲁迅全集》精制纪念本启”发表在上海、北平、武汉等各大报刊,广泛募订。不到两个月,1.2万元出版资金全部入账。

为防意外,胡愈之决定 《全集》不署编辑姓名和出版部门,统一署名 “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”。为应对特务寻衅滋事,他还特地请蔡元培先生这位国民政府元老题写书名、作序。

1938年 4月,《鲁迅全集》出版工作正式启动,纷繁、复杂的事务让胡愈之忙得不可开交:每一页校对完的清样都要由他终审;铅字需要量巨大,他要四处采购铸字用的铅锭;当时上海食品奇缺,有钱也难买到粮食,工人们请求:宁可少赚工钱,也要每天供应三餐,哪怕米粥窝头,吃饱就行,他又得多方奔走买粮食。

这时,党组织通过关系为《复社》搞到 5000斤大米,胡愈之马上发给每位工人50斤。久旱甘霖般的粮食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,出版进度突飞猛进。

偷梁换柱

1938年 7月,《鲁迅全集》出版进入尾声,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意外:连日暴雨,原料库房渗水,印制封面的漆布纸板全部被淹。当时,这种纸板国内没有生产,需从南洋进口。而且上海的大型印刷厂家为躲避战争,多已迁往内地,无处求货。如用图画纸代替制作封面,则显得过于简陋。

正当胡愈之一筹莫展时,上海国民政府举办大学生、高中生“笃学报国”评奖活动,要印 5000个大红漆布纸板证书封面。负责评奖事务的上海参议会教育部长刘湛恩,是胡愈之早年同窗,他把纸板送到复社,将这批活儿交给了“老同学”。

胡愈之望着一垛垛鲜红的漆布纸板,计上心来。没几天,他找到刘湛恩,哭丧着脸说:“刘仁兄,实在对不住!库房漏雨,制作证书封面的纸板被浸泡,无法按时交货。”

刘湛恩大发雷霆:“离颁奖大会只剩三天,证书印不出来,你让我怎么办!”

胡愈之急忙说:“仁兄息怒!尚有补救办法,只浸泡了一部分,证书是16开,只要改为32开,纸板还完全够用。”

没奈何,刘湛恩只得点头同意。胡愈之巧施 “偷梁换柱”妙计,从证书中截留了足够的原料,解决了《鲁迅全集》精装封面原料的急需。

巨制弥珍

1938年 8月 10日,200套32开本,封面、扉页加注编号的精装《鲁迅全集》面世。全书大致分原创、校辑、译作三部分,改传统的繁体竖排为时尚的简体横排,内容完全按原稿或手迹排印。

宋庆龄赞誉《鲁迅全集》的出版:“起到扩大鲁迅精神影响,唤醒国魂,争取光明之目的。”

蔡元培在序言中赞道:“鲁迅著作方面颇多,蹊径独辟,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,鄙人以新文学开山目之。”

许广平在 “编校后记”中写道:“六百余万言之全集,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,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。”她说的“三个月”,指复社开始印刷到出书,如从收集、整理、编辑书稿算起,已历时近2年。

抚摸着鲜红封面、烫金书名的《鲁迅全集》,胡愈之不禁热泪盈眶:700多个日日夜夜,绞尽多少脑汁,耗费多少心血,今日终于如愿以偿。

他把编号058的《鲁迅全集》交上海党组织转送党中央。当时,恰逢上海 《读书》杂志编辑杜元启、匡乃成等 4人投奔解放区,便将这套书带到了延安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非常高兴,每人取得几卷交换阅读。在历史照片 “毛泽东摄于延安窑洞”上,可见书桌上摆放着三本首版《鲁迅全集》。

胡愈之后来回忆说:“《鲁迅全集》出版后,发现两大憾事,一是没有完整编入老师的日记。当时有一天,师母带着几本‘日记’手稿交送编辑,在街上遭到特务搜查,‘日记’被掠走,无处讨还。二是大量书信没有收入,因为时间紧迫,分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信函没来得及征集。”

此后,所言憾事最大限度得到了弥补。1946年,胡愈之、许广平将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成《鲁迅书简》出版,胡愈之与唐弢搜集整理,编写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出版。

进入21世纪,1938年首版《鲁迅全集》存世稀少、弥足珍贵。目前仅知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一套(编号 001),鲁迅博物院藏有一套(编号 017),另有极少的个人收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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